清末民初，是京剧的全盛时代，老生“后三鼎甲”谭鑫培、汪桂芬、孙菊仙盛极一时。

十八岁时，梅兰芳就与谭鑫培同台演出，少年的梅兰芳，带着令人耳目一新的秀美。

五年后谭鑫培去世，前辈们或因为年华老去扮相不佳，或如王瑶卿般倒了嗓，或如王蕙芳自我沉沦，梅兰芳于是横空出世。

他与“国剧宗师”杨小楼合作，起初排名靠后，很快就和杨小楼并列头牌。

民国名士的诗文中，可以略窥梅兰芳的风采：

京师我见梅兰芳，娇嫩真如好女郎。珠喉宛转绕梁曲，玉貌娉婷绝世妆。

1918年，日本帝国剧场董事长大仓喜八郎来北京，当他看到梅兰芳出演的《天女散花》，惊为天人，对其大加赞赏，立即出资邀请梅兰芳赴日本演出。

1919年4月，25岁的梅兰芳率剧团赴日演出。梅兰芳到访日本后，日本首相原敬率领内阁成员为梅兰芳举办酒会，欢迎人群中有芥川龙之介、谷崎润一郎等文化名流和内藤湖南、狩野直喜等学术大家。极其隆重。

《天女散花》《贵妃醉酒》《御碑亭》等经典剧目，在东京帝国剧场轮番上演，受到大批日本粉丝的狂热追捧，一时间“万人空巷，争看梅郎”。盛况空前。

京都大学校长滨田耕作说，梅兰芳是中国旧剧最后的高峰，是新生中国剧运筹帷幄之先驱。推崇备至。

粉丝中就有一个名叫听花，当时是《顺天时报》的副刊编辑。

梅兰芳得感谢他。

《顺天时报》是日本外务省的机关报，中国知识分子对它当然没有好印象。

听花管副刊版，他酷爱听京剧，不仅听，还捧角儿！他最牛的操作，是用《顺天时报》搞了两次大评选。

一次是“五大名伶魔力对决”，北京的票友、戏迷，投票踊跃，选票超过一万张，结果刘喜奎夺魁，鲜灵芝次之。

另一次规模更大，而且影响深远，那就是1921年的“四大名旦票选”，梅兰芳、程艳秋、荀慧生、尚小云“四大名旦”的名号和排序，就是这么出来的。

王瑶卿有一句概括四大名旦的话：“梅兰芳的样，程砚秋的唱，尚小云的棒，荀慧生的浪。”

赵珩说：“其他三位是技巧大于综合素质，梅兰芳却是综合素质大于技巧。”

这次评选之前，梅兰芳虽然名震天下，但在北京还是很多批评之声，主要说他不是“科班出身”。《顺天时报》先是把梅兰芳选为“伶界大王”，又捧为四大名旦之首，才定下梅派的百年江山。

听花和《顺天时报》功不可没。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京剧进入鼎盛时期，达官贵人、遗老遗少、富商大贾、平民百姓，都是京剧的忠实拥趸。

逢年过节红白喜事，邀名角办堂会蔚然成风，最受尊崇的名角当数杨小楼、余叔岩、梅兰芳这“三大贤”。

各方邀请，终年不断，身价高达每场四百银元，以当时的物价，足可以买一座四合院。

当年梅兰芳的火爆程度，远超如今的流量明星，他就是永远的旦角第一。

梅兰芳在上海的演出，总是一票难求。

那个时候，北平的街头巷尾，人人都会哼一嗓子《贵妃醉酒》，连外国人也都知道了梅兰芳的大名。

来华访问的外国要人，基本都想见梅兰芳。

连政府的贵客，瑞典皇太子、法国的安南总督，都要看一出梅剧，见一见梅兰芳。

泰戈尔来华时，这个用英语写作的诗人，就想看梅剧，见梅兰芳。

梅兰芳也给予了他最高规格的接待，为他奉献了精彩的演出。

泰戈尔高兴坏了，特意写了一首诗送给梅兰芳。

此后，泰戈尔多次在文章中提及梅兰芳，在他的热烈追捧下，梅兰芳在西方更是声名远播。

梅兰芳后来到美国、苏联巡回演出，都引起极大的轰动。

在西方人的眼中，梅兰芳就是京剧的代名词。

舞台上梅兰芳演柔媚的女性，现实中的他温文尔雅，但原则大事上，清醒又坚定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，日本人扶持溥仪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之前，曾多次派人找梅兰芳，请他于伪满洲国成立之日去演戏，被梅兰芳严辞拒绝。

在关乎气节大义时，他寸步不让。1937年淞沪会战后，上海沦入日寇之手。

一开始，梅兰芳仍在上海演出，以《抗金兵》《生死恨》等剧目激励人们的抗战斗志。

同时筹措抗日经费。

此时深受日本人民喜爱的梅兰芳，成了侵略者表现所谓亲善的首要对象。

有一天，“亲日大使”禇民谊突然来造访，希望梅兰芳去南京等地巡回演出，庆祝“大东亚战争胜利”一周年。

梅兰芳说：“我已经胡须一大把了，嗓子也不好。”禇民谊不肯罢休，甚至语出威胁，梅兰芳就讥讽道：“我听说您大花脸一向唱得不错，我想您去更合适！”禇民谊自讨没趣，气呼呼地走了。

梅兰芳借口演出，赶紧移居香港。

齐如山回忆：日军到上海，梅兰芳起初还能住，后来租界也危险，他想迁走。

有人劝他，日本对他好，何必走。

他说：“日本人对我好，但对国家太可恨，怎能不管国家只顾自己？”

梅兰芳是非分明，柔情亦傲骨。

日军占领香港后，他蓄须明志，表明自己不再登台唱戏的决心。

谁都知道，梅兰芳演的是旦角，旦角就是女人，有了胡须自然也就无法演出。

连杜月笙到香港，邀请梅兰芳唱戏，他都果断拒绝。

《忆艺术大师梅兰芳》中记录了梅兰芳的一段回忆：他指上唇严肃地回答说，别小瞧这一撮胡子，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用处。

日本人假定蛮不讲理，硬要我出来唱戏，那么，坐牢、杀头也只好由他。

日军很清楚梅兰芳在故意推托，因此使用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，试图强迫梅兰芳与他们合作。

然而梅兰芳刚毅不屈，“如同磐石一样坚决”。

当蓄须、牙疼、嗓子坏了、心脏不好，都无法抵挡日军时，梅兰芳甚至给自己注射伤寒预防针，42度的高烧一度让他昏迷不醒。

梅兰芳不惜以损害身体为代价，你说他有多刚？这是不屈不挠的刚强骨气。

迫于生计，他变卖家中的古玩玉器，有一段时间，还不得不靠卖画艰难度日。

抗战胜利，梅兰芳高兴坏了，立即剃去了留了八年的胡子，重返舞台。

当梅兰芳在上海的美琪大剧院演出时，他刚一开声，台下观众已热泪盈眶，掌声更是接连不断，经久不歇。

这可是梅兰芳时隔八年之后的第一场演出啊。

有评论说：

梅兰芳是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坚持“个人的抗战”，没有人要他这么做，他这样做，完全是出于“一个国民最低的限度应有的信念”——“我没有权利随便丧失民族的尊严”，实际上是崇高的民族气节、可贵的家国情怀使然。